安倍時代落幕,論安倍經濟學的成敗

9月初,安倍晉三宣佈辭任日本首相。安倍執政近八年,期間他大刀闊斧改革日本的經濟政策。2012年12月安倍上任時,日本經濟面對三個盤根錯節的問題:

  1. 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每年的巨額預算赤字約佔GDP的6-8%
  2. 持續通縮,導致債務比率居高不下
  3. 自1990年代初日本股市和房地產泡沫破滅以來,日本經濟增長持續疲弱

安倍提出「三支箭」政策,以寬鬆貨幣政策、緊縮財政政策及結構性改革,三管齊下解決日本經濟問題。過去八年,安倍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首先,日本名義GDP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首次出現持續增長期(圖1),直至2019年底才被第二次上調增值稅(VAT)以及新冠疫情打斷。

圖1:日本GDP名義增長對控制債務至關重要。

緊縮財政政策

早在2012年底安倍上任之前,日本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出現巨額預算赤字。日本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更由1992年的62%升至2013年初的201%。按照多數已發展國家的標準,日本政府支出佔GDP的比例並不是特別高,但其稅收收入卻極低。安倍兩次上調增值稅,希望解決稅收過低的問題:第一次由5%上調至8%,第二次由8%上調至10%。在上調增值稅和其他增加收入措施的帶動下,再加上經濟增長有改善,日本的預算赤字佔GDP的比例從安倍上台前的6-8%降至2019年的僅佔2.8%(圖2)。

圖2:經濟增長強勁和增值稅上調,有助縮減赤字。

在安倍執政的前三年,日本的債務比率持續攀升,於2016年第二季度,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達219%。至2020年第一季度末,即我們可獲得的最近期數據,日本的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為218%,略低於最高點,但重要的是比例沒有繼續上升。同時,安倍在任期間,日本的家庭和企業債務水平一直穩定在GDP的60%和105%左右(圖3)。

圖3:安倍經濟學實行三年後,日本債務比率趨於穩定。

受新冠疫情影響,日本的預算赤字和債務比率在2020年再次上升。目前為止,日本已撥出相當於GDP 7%的資金來推動經濟,並向企業和家庭發放超過GDP 10%的貸款。因此,日本在2021年3月財政年度結束時,預算赤字可能介乎GDP的12-22%之間,甚至可能更高。然而,這情況並不限於在日本出現,美國和西歐大部分國家的赤字情況很類似(圖4)。

圖4:日本財政措施規模龐大,但絕非特例。

寬鬆貨幣政策

安倍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改善日本經濟。緊縮財政政策雖然對控制預算赤字是必要的,但卻與最終目標背道而馳。本質上,如果沒有更寬鬆的貨幣政策,緊縮財政政策可能會損害經濟增長。

2012年安倍上任時,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並不特殊。與聯儲局一樣,日本央行的目標利率為零,也曾實施量化寬鬆(QE),但與聯儲局的主要區別在於實施時間:日本央行的目標利率比聯儲局早10年降至零,並且在2000年至2006年之間,以及在2010年至2012年之間進行了量化寬鬆,而當時聯儲局才剛剛開始資產購買計劃。當時日本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僅佔GDP的30%,並不是特別高。相對於各自的經濟規模而言,日本央行的比例與歐洲央行接近,為聯儲局的1.5倍左右。

為抵銷財政整頓影響,日本央行選擇實施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量化寬鬆政策,使歐洲和北美的類似措施相形見絀。疫情前,日本央行將資產負債表佔GDP的比例從30%提高至100%以上。現時該比例已超過GDP的125%(圖5)。

圖5:為抵銷緊縮財政政策影響及結束通縮,日本央行進行前所未有的量寬。

此外,日本央行並非簡單地購買政府債務。早在2014年日本央行就開始購買公司債券,就像預演了聯儲局和歐洲央行在疫情期間將採取的措施。日本央行甚至透過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購買股票,這是其他央行並未做過、並且否認有計劃會做的事。

除量寬措施外,日本央行還制定孳息率曲線目標,實質上是對各種期限的政府債券孳息率設置上限。最後,與歐洲央行一樣,但與聯儲局不同的是,日本央行亦嘗試了負利率,在2016年1月29日將存款利率設定為-10基點。

這些措施是否有效?總體而言很難判斷。從日本的名義GDP來看,似乎取得了成效。名義GDP從2013年初至2019年年中持續增長,這對控制債務比率至關重要,因為名義GDP是債務比率計算公式中的分母。剔除通脹因素的實際GDP,反映更貼近實際的情況。但以實際GDP圖表(圖6)來看,很難看出剔除通脹後的日本經濟增長速度有任何加速。

圖6:量寬並沒有給日本的實際增長速度帶來任何明顯的加速效果。

雖然量寬並沒有給日本的實際增長速度帶來任何明顯的加速效果,但在2013年初至2016年初期間,在日圓貿易加權值貶值的幫助下,量寬確實阻止了持續的通縮。矛盾的是,日本央行採用負利率並未導致日圓進一步下跌。相反,在日本央行實行負存款利率以來的四年半,日圓有所升值(圖7)。在日本央行採取負利率後的一年,日圓開始升值,通脹倒退為通縮,直到最後通脹率再次變為正值(圖8)。

圖7:負利率並未導致日圓貶值。

圖8:安倍經濟學推動通脹率轉正,但通脹率並未一直保持在零以上。

至少從以下一項標準來看,安倍經濟學是成功:日本的就業市場在疫情前有顯著改善,職位申請比率處於幾十年來最佳水平(圖9)。

圖9:即使在疫情期間,日本的職位申請比率仍然較安倍上任之前好。

貨幣交易者對日圓兌美元匯率的隱含觀點

由於日本央行利率為-10基點,而聯邦基金利率則介乎零至+25基點,我們可以預計日本和美國的市場利差約為10-35基點,或平均約為22.5基點。日本與美國三個月LIBOR的之差處於該區間的高位,介乎30-35基點。不過,根據芝商所的外匯掉期利率監測器,日圓兌美元現貨和日圓兌美元期貨的利差顯示,美日貨幣市場存在40-50基點的較大利差(圖10)。

圖10:外匯掉期利率顯示,美日利率差大於LIBOR或央行利率差

結論

  • 在疫情之前,安倍經濟學降低了日本的年度預算赤字,並穩定了債務比率。
  • 在疫情之後,日本短期內將出現巨額預算赤字。
  • 安倍經濟學在推動通脹轉正及改善就業市場方面取得部分成效。
  • 日本央行資產負債表出現前所未有的擴張促進了安倍經濟學的成功。
  • 貨幣市場的美日利差較LIBOR利差以及日本央行與聯儲局政策利差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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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Erik Norland为芝商所高级经济学家兼执行董事。他负责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经济分析——识别新兴趋势、评估经济因素并预测其对芝商所和公司商业策略,以及对芝商所各类市场的交易者的影响。他还担任芝商所全球经济、金融以及地缘政治状况等问题的发言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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