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球和行星圍著同一個重心運行，但因為行星重力較大，對於系統的影響力也相對較大。在歐洲，歐元區的GDP總計為11.8兆美元，相較之下，英國則是3.1兆美元。兩者的相對規模也反映在貿易流量：英國44%的出口輸往歐元區，但歐元區的出口只有16%輸往英國。

既然如此，歐元/美元匯率與英鎊/美元匯率之間有著強烈的聯動性（圖2），且兩者自1980年以來一直保持正向的一年滾動相關係數（圖3），這似乎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每當歐元對美元升值或貶值時，常會帶動英鎊，英鎊對歐元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不過，從GDP、貿易流量與央行儲備而言，兩種貨幣地區的相對規模不同，因此英鎊對歐元的影響力通常會低於歐元對英鎊的影響力。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就是個明顯的例子，在公投之後，英鎊兌美元匯率在三個月內大貶20%，但歐元卻只貶了幾個百分點。 

雖然英鎊/美元匯率某種程度上可能是繞著歐元轉，其軌道的偏心點卻會隨著時間而變動。過去數十年間，英鎊兌歐元匯率介於1.7歐元（有時甚至更高）與1.1歐元（偶爾會更低）之間。英國與歐元區除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不同外，英國還具有一項歐元區從未擁有的特點：由北海原油的探勘與開採帶來的大量國產原油。

說到原油，英國也和美國有所不同。雖然美國也是產油大國，但在2020年前，美國仍是原油淨進口國。於2008年左右大規模水力壓裂出現之前，美國進口的原油約和歐洲一樣多。

相對之下，從1981年到2005年，英國都是原油淨出口國（圖4）。自2006年起，英國成為原油淨進口國，但其進口量遠低於歐元區。英國在北海的原油產量於1999年達到高峰，其後到2015年間不斷縮減，2015之後的六年間又微幅上升。原油產量的縮減與隨後的逐步回穩，某種程度上解釋了英鎊相對歐元的貶值（圖5）。

自2000年代初期以來，尤其是2008年以後，英鎊/美元匯率一直與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WTI）等原油基準有著顯著的聯動性（圖6）。當油價走高，英鎊對美元傾向於升值；當油價下跌，英鎊對美元則傾向於貶值。不過現在美國成為了原油淨出口國（至少目前如此），英鎊/美元匯率與油價之間的相關性是否會維持現狀，目前仍不得而知。

自英國政府下令舉行公投決定是否留在歐盟，過去六年間，政治因素一直對英鎊起著難以忽視的影響力。2015年決定要舉辦公投時，市場開始大舉拋售英鎊（對美元和對歐元），接著在2016年6月正式舉辦公投之後，英鎊對這兩種貨幣的匯率立刻大幅下滑。在2017年，由於有望敲定脫歐協議，匯率顯著反彈，但在2018和2019年英國國會一再否決多項脫歐協議，匯率再度下跌。匯率最後一次大幅下跌出現在2019年12月，當時的選舉結果清楚顯示，英國脫歐必然會發生。當歐盟與英國在2020年達成並實行脫歐協議，英鎊隨之走升（圖7）。

多起英國脫歐事件與談判導致英鎊/美元匯率的隱含波動率一再飆高，但歐元/美元匯率並未出現此現象。在英國脫歐辯論開始之前，英鎊/美元匯率的隱含波動率大多數時候都低於歐元/美元匯率。但自從英國脫歐在2015年成為矚目焦點後，英鎊/美元匯率期權的隱含波動率溢價幾乎都顯著高於歐元/美元匯率期權（圖8）。此情況一直持續到了今天，原因可能在於許多與英國脫歐相關的議題都仍懸而未決，包括英國與北愛爾蘭國界的最終定案、蘇格蘭再次舉行獨立公投的可能性，以及英國與歐盟間持續進行的貿易協商。

歐元、原油與英國脫歐的影響力有時會使其他經濟因素相形之下無關緊要，不過實際上，下列因素還是對此貨幣對有著莫大的影響：

相對財政狀況：首先，英國和美國的財政狀況多數時候都相當接近（圖9），而且兩者間的歧異不太能解釋英鎊/美元匯率的變化（圖10）。

相對貿易狀況：另外，英國與美國的相對貿易狀況則隨著時間顯著變動，而且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英鎊/美元匯率的變動：經常帳赤字較高的國家，通常貨幣較弱（圖11）。

貨幣政策：未來一年的預期利率差異向來都能不錯地解釋英鎊/美元匯率的變動（圖12）。從歐洲美元和短期英鎊期貨的走勢看來，投資者預期英國央行會比聯準會稍早一些升息，更快脫離目前的零息狀況，但之後升息的速度就會落後於美國（圖13與圖14）。

經濟成長速度差異：最後，自從英國脫歐公投以來，英國的經濟成長在歐洲各經濟體當中敬陪末座，同時也遜於美國。這可能解釋了為何英鎊兌歐元和美元的匯率至今仍未回升到較高的水準。

目前看來，各類投資者對英鎊/美元匯率的持倉似乎都相對中性（圖15）。這可能反映此貨幣對近來走勢不明，以及疫情、英國脫歐以及其他影響此貨幣對的因素仍充滿不確定性，難以預測未來結果究竟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