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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時期,將生產線轉移到第二或第三國不但複雜,且成本高昂。
- 企業目前所面臨的商業環境,是美國和歐洲的央行正從寬鬆政策轉向升息和量化緊縮。
- 業務遷移需要考慮多個因素,包括是否具備足夠基礎設施和技術人員,以及新興市場工資上漲的現實。
- 競爭激烈的產業無法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加上企業需要維持市佔率,這些都可能使企業難以在新地點開展業務。
全球化本質上在變,供應鏈正面臨關稅、疫情和俄烏衝突等挑戰。企業在策略上適宜更多元化,增強業務的韌性,但目前的物流狀況非常複雜。
本文將探討2018年的貿易緊張局勢、兩年前開始在全球蔓延的疫情,以及俄烏衝突,這三件大事對消費者、全球商業、雙邊貿易關係和全球經濟產生什麼影響。
關稅、俄羅斯與烏克蘭
我們先來談談關稅。先前美國提高關稅,導致企業和消費者需要支付更高費用才能買到相關進口產品。最初,這些關稅僅針對從中國進口、總值85億美元的太陽能板和18億美元的洗衣機,隨後卻像雪球般愈滾愈大,變成對總值35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而後,美國對加拿大、歐盟、墨西哥和南韓的鋼鐵和鋁也開始徵收關稅。
從美國、中國、歐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等不同國家徵收關稅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瞭解到,這類措施一旦採用,即使之後政治局勢改變,仍然有可能繼續實施。例如,雖然在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之後,美國取消了部分關稅以助減輕通膨壓力,但拜登政府目前仍未完全取消在川普執政期間生效的關稅。
俄羅斯是石油以及小麥等食品的主要出口國。美國對俄羅斯的石油進口禁令,促使原油期貨價格飆漲至每桶100美元以上,加油站的汽油價格則上揚至每加侖4美元以上。至於有26%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氣來自俄羅斯的歐盟,目前則正考慮禁止自俄羅斯進口石油。此外,疫情期間製成品需求激增,導致運輸成本大幅上揚,雖然後來開始逐漸下滑,但戰爭又使呈回落趨勢的運輸成本再次上升(圖1)。
圖1:運輸成本略微升高,但仍遠低於疫情時的高點
從疫情中學習
我們從疫情中學到,各國採取不同方法控管新冠肺炎,為供應鏈帶來各種挑戰。對比中國的清零政策與歐美較寬鬆的方法,就是個明顯的例子。
中國政府為遏制新一波疫情,採取封城或限制民眾外出,也有企業停止營運。推出這些限制實施之際,中國經濟成長自2021年最後一季開始放緩。相對之下,在美國,部份地方已經撤銷乘坐大眾交通工具時須佩戴口罩的強制令。雖然美國公共場所活動的人數仍遠低於疫情前的水準,但隨著人們在春季外出更加頻繁,公開活動的出席人數也逐步攀升。
擬定策略容易,解決物流問題難
從策略來看,全球企業都在反思供應鏈的問題,但從物流角度來說,轉移供應鏈可能會是相當艱鉅的任務。企業在轉移供應鏈時要考慮兩個重點,第一是維持或提高市佔率,第二則是在努力提高供應鏈韌性的同時有效管控營運成本。
某些企業或許會將額外成本轉嫁給客戶,但也有一些企業會顧慮,若主要競爭對手繼續採行舊有的低成本模式,就能以較低的成本搶下市佔率。換句話說,轉移供應鏈的一項考慮因素涉及競爭對手可能會採取何種行動。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一份報告中表示,2021年新興市場和開發中經濟體的綠地投資(外商直接投資的一種形式,指母公司在另一個國家從頭開始發展業務,且過程中會新設建築物)較2019年疫情前水準低上43%,這正反映了轉移供應鏈的困難之處。
轉移業務面臨的挑戰
我們來思考一下把生產線從某國遷移到另一國,或在第二或第三國建立生產點時,需要考量的成本和其他複雜因素。
投入供給 — 將產品生產業務遷移到另一個國家時,企業要確保遷入國具備生產所需的原物料。例如,若從事家具製造業,所選國家就要有製造家具的相關材料。原物料通常需要靠近工廠所在位置,同時也要確保有適當的運輸方式將原物料運入工廠。此外,還需要有相對低成本的勞動力才能確保競爭力。
產出交付 — 該如何將成品交付給客戶?要將產品交付給其他國家的客戶,企業需要將新的生產基地連接到適當的道路、鐵路線和港口。在第二或第三國建立新業務時,將產品從製造點運送到目的地市場的運輸成本也需要考量。
對特定和單一來源物料的依賴性 — 某些製成品的主要物料非常稀缺,或僅在少數地區生產。舉例而言,剛果共和國就是世界上主要的鈷生產國。若製造過程高度依賴特定的物料,而這些物料來源又相對稀少,企業將難以避險。
投入成本上升 — 投入成本(生產者物價)目前的上升速度已超越消費者物價通膨率。當成本因素提高時,企業會希望在各方面盡可能降低製造成本。統計美國所有最終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者物價指數較一年前高出11%(截至2022年4月),而該指數的商品部分更是上漲了16%(圖2)。
圖2:批發商需要支付的價格不斷上漲
圖3:緊張的勞動力市場推升了工資
轉嫁成本的能力 —不同行業的企業會用不同方法將成本轉嫁給客戶,其中一部分取決於行業的競爭環境。除非絕對必要,否則競爭激烈且利潤微薄的企業不太可能會轉移供應鏈。
不相關但需同時考慮的因素 — 市場上其他轉變,如各國央行寬鬆政策退場後對外匯(日圓、歐元)造成的影響、氣候變遷和未來10年間可能發生的海平面上升等,也需要考慮。在日美兩國貨幣政策分歧的情況下,日圓兌美元匯率跌至20年來低點;自3月以來,美國聯準會已分兩次升息共75個基點,反之,日本央行則和中國人民銀行一樣正在放寬貨幣政策,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也跌至一年來新低(圖4)。